第二章

如云祁祁，以为湖幛。下户寒门，蔑从依傍。”周锷还写有《冯氏万金楼》一诗，诗名就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药肆万金饶”了：“几年江上梦，黄鹤意悠悠。百尺独临水，万金难买秋。杵声喧药市，栏影枕渔舟。应有壶中客，分身几此游。”这几首诗中提及的药肆、药市、杵声、三溪、采樵、壶中等都与传统医药业有着密切的关联。

舒亶自己在《四明杂诗》注中对“双印”作了具体的说明：俗重“双鱼酒”。全祖望在《湖语》中对“双鱼酒”也有相关介绍：“双鱼最冽，贡之天子，御尊所列。”照理，有了这样良好的药业经营基础，冯氏的万金楼药肆应该继续向前发展壮大。事实并非如此，冯氏的药业在之后的年代里逐渐销声匿迹了，其家其事再也无从查考了。

那么，药业的经营为什么会在这个历史节点出现这样的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呢？

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应该就是王安石变法后，药业完全被官府垄断了。

要还原北宋对药业的垄断，就得从王安石推行的市易法说起。市易法，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新法之一。宋神宗赵顼是北宋的第六位皇帝，治平四年设都市易司，在边境和重要城市则分设市易司或市易务，共有21个。按照《市易法》的制度设计，官府负责平价收购市场上滞销的货物，并允许商贾贷款或赊货，这在促进货物流通的同时，还可按法规之约定面向商贾收取息金。这一变法的改革举措，既较好地限制了大商人可能对市场的垄断操控，也有利于平抑市场物价、促进商品流通，更有助于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从理论上说，王安石的这一变法确实具有一举三得的极好功效，但结果究竟如何，还得留待改革实践的最终检验。

历史告诉我们，王安石的变法是一项系统改革，旨在效法先代、革新法度，通过自我完善以有利于封建统治。而在变法的持续期间”的“三不足”论断，借此表达对推进各项改革的坚定信念。

当然，王安石的改革也是在推进过程中不断深化的，如医药领域的改革就是如此。宋代以前，事关百姓的医药业基本处于自由竞争的状态。但王安石的《市易法》提出，官府将以“榷估”精神，由朝廷出面开办官营药业——官药局，其根本目的是有效防止药商投机并控制医药市场。无论从哪个角度考量，我们都不得不肯定这项改革和制度的良好动机及积极意义。

宋代的官药局于熙宁九年五月开办，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局。

当时，宋神宗诏太医局将汴京原有的“合药所”“熟药所”合并成“卖药所”，后称“熟药所”，习称“官药局”，制造出丸、散、膏、丹等成药向社会大众发售。元丰初年，太医局编印了成药标准《太医局方》，供官药局依方制药售卖。后又对《太医局方》有过五次增补修订，先后改名为《和剂局方》《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最后达到了共计10卷16门方的终极规模。《太医局方》剂型以丸、散为主，每一方剂均记述功效主治、药物组成、使用剂量、炮制要求、生产工艺、用法用量，有的还有禁忌说明。《太医局方》的鲜明特色是重视治疗药品、道地药材、加工炮制、安全有效等事项，其理念和模式影响了后世中国医药行业八九百年之久。

尤其值得指出的是，政和四年”所开创的医药营销格局却留存了下来，并把医药业从变法之前的完全自由竞争状态带入到了官府制定统一生产标准并实行垄断经营的新阶段。

毫无疑问，宋代“官药局”的设立，对我国中成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它所创制的许多有名中成药，诸如理中丸、苏合香丸、紫雪丹、至宝丹、二陈汤、逍遥散、参苓白术散等，经过多年的医疗实践检验，迄今仍具有良好的治疗效果。据《清波杂志》卷十二《惠民局》条载：“神宗朝创置卖药所，初止一所，崇宁二年增为五局，又增和剂二局，第以都城东西南北壁卖药所为名。”卖药所的职能主要是按方制配及出售成药，“以利民疾”，南宋时改名为“太平惠民局”。据《宋史·职官志》：“和剂局、惠民局，掌修合良药，出卖以济民疾。”由于卖药所的设立和《局方》书的颁布，一般方剂多制成丸、散、膏、丹等成药出售，普通老百姓往往不请医生，按病求药即可，便于医药知识在民间广泛普及。元代医学家朱震亨在《局方发挥》中精辟评价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的作用：“和剂局方之为书也，可以据证检方，即方用药，不必求医，不必修制，寻赎见成丸散，病痛便可安痊。仁民之意，可谓至矣。自宋迄今，官府守之以为法，医门传之以为业，病者恃之以立命，世人习之以成俗。”绍兴十八年才由制置使胡榘在城内创建官办的太平惠民局，习称四明药局，下有所辖的灵桥、江东、昌国县、奉化县等地所设的子铺14家，每天卖药所得最多时超过贯。

官药局姓官，虽然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民营药业的发展，但客观上打破了民营药业一统天下的局面，形成了国营、民营两种所有制并存的药业新格局，具有十分重大的进步意义，特别是其产生的政治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据曾担任过临安钱的支出，朝廷如数予以补偿。即使低价出售药品，药局仍然能获得相当可观的盈利收入。

当然，官营药品并非完美无缺，其弊端也在具体实践中不断显露。因为，“均输法与脱胎于平准法的市易法推行以后，形成了对城市居民特别是工商业者的沉重打击。原本立足于平抑物价、抑制大商人重利盘剥的新政策，不知不觉中异化蜕变成国家垄断市场、货源、价格，甚至连批发与零售也被政府官员所操纵，哪怕想做不大的生意，也要先过政府官员这几道关口。于是，大中小商人一齐步履维艰，致使城市工商业开始凋零。从时人记载和苏东坡等人的大量文字中可以看到，全国城市商业与各种市场一时间相当萎缩而萧条，社会开始出现动荡不安的局面”。出现这样的结局，看来不合情理，实际上却有其客观必然性，因为市易法的实质是对商业贸易实施国家垄断，“置市易司强市榷取，坐列贩卖。增商税色件下及菜果，而商贾始困矣；又立赊贷之法，诱不肖子弟破其家”。“尽笼诸路杂货，渔夺商人毫末之利”，而且市易法垄断货源，“凡商旅所有，必卖于市易司”，结果造成“卖梳朴则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的局面。“官中自为兼并”“商贾为之不行……而上下均受其弊”。市易法之弊，连最初倡行市易法的草泽人魏泽宗都“愤惋自陈，以谓市易主者摧固掊克，皆不如初议，都邑之人不胜其怨”。

再后来，由于社会分工的进一步细化，制药和卖药渐渐分离，从而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药店，专以卖药为业。

行文至此，值得向读者提示的一件事是：可能正是官药局体制的推行，才导致湖北中医研究院：《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年版。

刘维维：《市易法失败的原因之浅析》。李亚平：《帝国政界往事》，北京出版社年版。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上海古籍出版社年版。

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了本节开头讲到的“药肆万金饶”的戛然而止。

宋亡元兴，虽为一朝，但由于存续时间尚不足百年，始于燕京等十路置局，以奉御田阔阔、太医王壁、齐辑等为局官，给银五百锭为规运之本。

世祖中统二年，又准旧例，于各路置焉。

凡局皆以各路正官提调，所设良医，上路二名，下路府州各一名。其所给钞本，亦验民户多寡以为等差。”综上所述，两宋及金、元时期，由于朝廷垄断国家药业，实行官办药业的管理体制，在挤压民营药业发展空间的同时，也挤压了商人从事药业的盈利空间。因此，这一时期民营药业的生存发展还不如北宋早期及前代，所以史料记载的商人同样不如以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民营药业一定依然存在，只不过是由显趋隐、化整为零，逐渐转入到民间分散状态。显然，非官方的民间药业商人也肯定存在，包括宁波的药业商人。

第五节明朝民营药业的复兴及宁波药商的发展壮大明朝代元之后，官药局体制依然基本如前，不同的是覆盖面更广，朝廷要求两京。其实，这种结束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那就是民营药业的复兴。

观明一代，虽有明孝宗朱祐樘于弘医院院判刘文泰和王磐等14名医官编修过本草，但最终这些医官因误投方药致殒孝宗而将取名为《本草品汇精要》、正待刊行的这部本草集成束之高阁，造成了明代无官修本草的历史现象。而这一耽搁就是整整四个世纪，直到年，商务印书馆才在删去绘制精美的幅彩色药图后将其付梓出版。

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不过，明代无官修本草的缺憾，实际上完全被非官修本草的卓越成就填补了。

在这里，我们只择要向大家概述一下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朱橚的《救荒本草》和《普济方》及李中立的《本草原始》。

《本草纲目》作为集中国古代本草学之大成者，通过系统总结16世纪以前中国药学的辉煌成就，成为当时中国和世界极为重要的科学文献。

朱橚乃朱元璋第五子，经历由皇子而庶人再复爵之后，一心致力于研究中医中药，所编之《救荒本草》与《普济方》，分别成为食疗与营养学的扛鼎之作和现存古代最大的医方书。

《本草原始》系医药学家李中立所著，是我国本草史上第一部绘制药材图谱的著作，可视为明代的药材鉴定专著，被认为是开启中药药材学的第一部著作，反映了明代药材经营中的质量与技术问题。

与非官修本草特色纷呈、质量上乘一样，能够反映明代药业进步的另两个重要标志是全国四大药市的形成和成药产业的大力发展。

药业和药市相互依存，药业的不断发展需要更多的药材交易市场，而各具特色的药材交易市场成为药业兴旺的源头。在药业需求的拉动下，明代相继形成了河南禹州、河南百泉镇、河北祁州和江西樟树四大药市，为药商提供了充足的货源和良好的药材交易平台。宁波药商是这些药市的常客。

在明代，生产成药即制剂的场地，被称为药室。对于当时的药室，明代宁波籍戏曲家和文学家屠隆为我们留下了珍贵的文字记载。他在其著作《考槃余事·卷三》中对药室中药剂的制作设备标配如是记载：“静屋一间，不闻鸡犬之处。中设一几，供医仙。置大板桌一，光面坚厚，可以和药。石磨一，铁碾、乳钵各一，斫筒一，桩臼一，大中小筛各一，粽帚一，净布一，铜镬一，火扇一，火钳一，盘秤一，药柜、药箱一，大小药刀一。葫芦瓶罐，当多蓄以备用。平时密锁，以杜不虞。”在这段文字中，作者非常强调药剂制作环境的静与制作设备的净，以及药室的安全保障，特别是在中间位置的几案上供医仙，这不仅说明了制药人在制药过程中的敬畏之心，而且反映了制药人对行业信仰的重视程度。所记二十多种制备工湖北省中医研究院：《经史百家医录》，广东科技出版社年版。

明代民营药业的复兴到底给宁波药商带来了什么呢？我们可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形容宁波药商的崛起，仅以北京为例，不仅同仁堂肇始于明末清初，而且北京最早的万全堂同样诞生于永乐年间，千芝堂则创办于万历年间，西鹤年堂也创办于嘉靖年间。正是诸多药商的存在，才为在北京形成同乡药业组织和同乡会组织提供了社会、经济基础。

第六节清代民营药业的鼎盛带来宁波药商的兴盛清代明以后，经过顺治年间已突破4亿，达到了空前的4.3亿，相比于明末足足增加了6倍之多。与此同时，疆域稳固，百业兴旺，医药发展，经济总量占到了全球的三分之一。这些因素，都给药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需求和可能。

纵观清朝历史，在药业体制上继续沿袭明朝非官办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模式，即使像同仁堂这样供奉御药的机构，实行的也是非官办，类似于现在我们所说的官办民营，定点订购，一家专供。因此，民营药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与繁荣，进入封建时期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涌现了一大批药铺、药堂，宁波药商更是出足风头，除了立足京城，还纷纷在上海、南京、天津、杭州、武汉等中心城市开疆拓土、安营扎寨，创办了数量可观的药业机构，使宁波药商群体真正成为宁波帮的重要源头，一时之间甚至代表着宁波帮。

“震生则万物皆备、元善为众美所归”的绍兴震元堂震元堂系慈溪籍药商杜炘在绍兴闹市区水澄巷创办的著名国药老字号，祖孙七代相继经营年。震元堂扎根千年越医的深厚沃土，始终秉持采办必究道地药、修合必遵古医法的理念，信以成之、仁能守之。据《震元堂丸散》残本记载，仅配伍制售的各科各类成药就多达种。杜炘虽身为药商，但并不唯利是图，正如其一副堂联所写的那样：“但愿世间人无病，何愁架上药生尘。”之后，震元堂虽转手给了非杜氏后人接管，但堂名一直从旧，并成了全国第一家医药上市公司。

台州最早的国药店方万盛及其分号体系清嘉庆十一年有着药业经营基础的慈溪药商方庆禄离开祖居地鸣鹤，只身来到台州章安镇，创办了方万盛药铺。之后，兄弟携手，子孙五代薪火相传，从方万盛到方隆盛，方氏国药业在台州地区共创办了14家大小药栈门店，不仅是台州境内第一家国药店，也是分号数量仅次于北京同仁堂和上海徐重道的著名国药业集团与药业家族，成为台州国药业的中心，影响辐射到了周边城乡。其独家配制的方氏龟鹿二仙胶、百益药酒、百补全鹿丸等产品享誉沪杭、畅销苏浙。

创办上海第一家华人西药厂上海龙虎公司的黄楚九早在明代后期，一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在带来少量自用药物的同时，传播起了正在萌发时期的西医药知识。进入清代，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商纷纷在上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海、广州等华埠开设洋行，兼营西药。随着对西药在急救、外科等方面疗效的不断认同，国人开始涉足西药业。宁波药商捷足先登，其代表人物当数黄楚九。中医出身的黄楚九，顺应时势，摇身一变，不仅于年将原开在上海旧城的颐寿堂诊所迁往法租界大马路在上海同街小花园创办了上海第一家制药企业——龙虎公司，生产根据古方诸葛行军散研制的新药虎牌人丹，用于治疗、预防中暑吐泻。黄楚九后虽以娱乐业知名，但从药业史的角度，其地位和作用无人能够取代，因为他完成了从传统中药向新兴西药的转型和由医药商业向医药企业的嬗变，在宁波药商中独树一帜、无可替代。

在清代，宁波药商不仅在外埠风生水起，在本土也是继往开来。明末清初，药材批发商、零售商已发展到了50余家，药业成为举足轻重的五大行业之一，其他四个行业为南北货、钱庄、渔行和典当。药业作为宁波传统的支柱产业，从业人员的力量也在不断壮大之中，清康熙四十七年经官、商共议，由药业出资，在咸塘街兴建药皇殿，塑药皇神农氏，按时进行祭祀。到清末，由于上海在全国药材市场中地位的提升，宁波在药市中的地位有所下降，但药商的数量仍然呈现增长态势，创下64家的新纪录，形成了以药行街为特色的药材专业市场，交易活跃，盛况空前。有关这方面的内容，我们在其他章节已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第七节民国时期宁波药商在突围中转型民国代清，本求革新图强，复兴中华，但长期的积弱积贫，导致国力空虚，人心涣散。各种政治势力角逐较量，争权夺利，你方唱罢我登场，城头变幻大王旗。置身“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乱世，宁波药商临危不惧，守正行义，固本开新，显示了儒商本色，彰显出强烈的家国情怀。在洋人软硬兼施的威逼利诱面前，宁波药商始终不为所动，自觉坚守民族大义，甚至不惜舍生取义，用鲜活的生命捍卫了民族尊严和职业道义，写出了一曲曲惊天地泣鬼神的壮歌，在艰苦卓绝的突围中实现了新的转型，正所谓“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一、兴办日化利民生，实业救国斗敌伪以同仁堂为原型塑造的宁波药商智斗日本侵略者的故事，经过《大宅门》《大清药王》等文艺作品的传播已经家喻户晓。黄楚九面对日本药企和军国主义的欺行霸市、挤压霸凌的强权，慨然与其斗智斗勇，在纵横捭阖中最终维护了自身权益，声震上海滩，名动药业界。与他们一样，在侵略者面前挺身而出、威武不屈的宁波药商还有两位杰出的代表，他们是中国新药业的先驱、五洲大药房的项松茂和中国化工业的先驱、中国化学工业社的方液仙。这里侧重介绍方液仙——关于爱国实业家方液仙，因其不遗余力地提倡国货、坚决不与敌伪同流合污，最终死于非命而名动上海滩。但由于其在上海创办的中国化学工业社主要制售日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用化工产品和竭力倡导创办的中国国货公司使用国货，他留给世人的深刻印象是日用化学工业先驱与国货大王。其实，他还是当之无愧的宁波药商，既是宁波帮的典型代表之一，也是名副其实的药业界翘楚。王遂今先生在《宁波帮企业家的崛起》中指出：“镇海方氏家族是镇海桕墅的望族。这个家族是个企业家家族集团，它的第一代代表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到上海创业，它连接有五代人都是著名企业家，而且一代比一代强。这个家族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宁波帮’的成长过程，也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过程。”而方液仙就是“方氏家族中最出色的一个，也是‘宁波帮’中很出色的一个，不愧为民族资本企业家的一个典范”。确实，无论是中国化学工业社主打的产品，还是中国化学工业社提供给国货公司销售的商品，最有名气的乃是蚊香、牙膏、肥皂等日用化工产品。而蚊香、牙膏、肥皂等日用化工产品按分类属于医药类商品的范畴。因为，化学药品一直归属于化工品之中，而化学药品又是所有药品中数量、品种最多的一类，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最为广泛的一类。如蚊香，就属于医药类商品、卫生用品；又如牙膏，根据国务院法制办公布的《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明确将其纳入化妆品范畴进行监管。也就是说，方液仙当时制售的主要日化产品属于医药品的范畴，所以我们就将其纳入药商的研究之中。同时，方液仙与宁波药商中的项松茂一样，也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实业家，《中国近现代人名大辞典》、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委党史办公室编撰的《静安英烈》等书籍都将其生平事迹收录其中，江西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由其后人编纂的《爱国实业家方液仙》一书。这些图书虽然不是对方液仙系统研究的成果，但比较系统地辑录了时人对其主要业绩的追述，客观真实地反映了他主要生平的历史面貌，特别是对我们将其作为药商开展研究提供了可信的史料。

方液仙》，浙江人民出版社年版。

方液仙早年在家乡宁波就读于斐迪中学，后转到由美国教会举办的上海中西书院继续读书，在那里开始萌发实业救国的念头。于是，他带着对科学强烈浓厚的兴趣，选择师从上海江南制造局暨公共租界工部局化验师、德国化学家窦伯烈，在其开办的兵工学堂化学讲席班学习化学。其间，方液仙学以致用，自己动手在寓所建立了一个简易的化学实验室，开始试制一些初级的日用化工产品。之后，方液仙便一发不可收，在辛亥革命爆发的年10月，动用其母资助的一万元私房钱在上海圆明园路安仁里的一个亭子间里创办了生产工厂，这便是中国化学工业社的雏形，制造牙粉、花露水、雪花膏等产品，试图与洋货化妆品相抗衡。万事开头难，由于设备简陋、规模不大，只聘用了几名工人和学徒，因此，产品的质量并不过关，销售惨淡，收不抵支，发展前景并不被家人亲友所看好。

而方液仙并没有善罢甘休，立志研制国产日化用品和化妆品，通过兴办民族工业，冲破洋货充斥中国市场的落后局面，进行实业救国。

年，方液仙以集资办厂形式，在重庆路租赁厂房，扩大生产规模，成立了中国化学工业社，开始试制蚊香，试图取代日产野猪牌蚊香，以抵制日货。当时日产蚊香的主要原料是除虫菊，国内尚未栽种，必须向日本进口。即使拥有了原料，但由于缺乏对蚊香制造工艺的了解，在没有技术人员的情况下，只得聘请香烛店的制香师傅把蚊香制作成棒型成品，存在着容易断裂且不经用的缺点，无法一夜点到天亮，根本不具备与日产蚊香竞争的优势。方液仙不得不发出愤懑的感叹：“我们的东西是香的，生意却是臭的。”为了使中国化学工业社摆脱低迷的困境，方液仙当机立断，毅然决定派员工前往日本取经，通过中国化学工业社驻日本专员郭永康的安排，受派员工进入野猪牌蚊香厂工作，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全面掌握了机制蚊香的操作工艺和技术流程。受派人员完成东渡取经任务后，如期成功返沪，并采用日本制作工艺机制蚊香，压制出了盘型产品，成功推出了三星牌蚊香。有了质量可靠的蚊香产品，方液仙开始在销售上动脑筋，与日商开展竞争以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占领市场。他通过法大马路续建第二厂。等到年五卅运动发生，洋货普遍受到民众抵制，三星牌蚊香也就取代了日产野猪牌蚊香，彻底占领了消费市场，成为中国化学工业社最赚钱的一个看家产品。

年，中国化学工业社再一次择址槟榔路兴建第三厂，专门生产三星牌蚊香。

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为解决生产蚊香所需主要原料——除虫菊的供给，方液仙聘请专家在浙江余杭及上海北新泾等地创办农场进行试种，很快获得了成功，不再依赖进口。之后，又进一步在浙江临平、温州和江苏南通、海门等地推广种植除虫菊，充分保证了生产蚊香所需的原料供应。这样，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三星蚊香为中国化学工业社贡献了全部利润的一半以上，成为支撑企业的拳头产品。

在方液仙拥有的中国化学工业社的三星系列产品中，三星牙膏是一个重要的支柱，而且一定意义上说还是中国化学工业社的发家产品。方液仙早在年开始就生产三星牌牙粉，这是最早的国产牙粉。但由于受到无敌牌牙粉、嫦娥牌牙粉等同类产品的激烈挤压，三星牌牙粉的销路并不理想。而放眼国际市场，方液仙看到牙膏正在取代牙粉，为此就放弃了牙粉领域的竞争，转向了对牙膏的研制，终于在年推出了我国最早的牙膏——三星牌牙膏。方液仙生产的三星牌牙膏的质量和香味都远胜牙粉，而每支售价仅二角，大大低于美国制售的丝带牌七角一支的价格。由于性价比上具有明显优势，三星牌牙膏一经面市很快行销。

五卅运动之后，在崇尚国货的声潮中，更出现了供不应求的利好局面。相比于蚊香，牙膏虽然利润较薄，但它不像蚊香受季节性销售的影响，可以一年四季制售，因此产量大、周转快、资金积累迅速。后来，尽管有黑人、留兰香等品牌出来与三星品牌竞争，但三星牙膏一直保持领先优势，方液仙也因此被称为“牙膏大王”。新中国成立后，各种名牌牙膏集中在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后来“中化社”更名为上海牙膏厂，专门生产各种牙膏。在上海牙膏厂的诸多产品中，方液仙创设的三星牙膏的独尊地位始终无法被撼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上海，收听无线电台是社会大众主要的文娱生活方式，当时有一档最热门的节目——“大中国电台”，就在黄金时间下午7点到9点播放“三星牙膏京剧晚会”。

在三星系列之外，方液仙还制售卫生用品——肥皂。肥皂完全是生产牙膏过程中提取的副产品。因为生产牙膏需要精炼甘油，于是方液仙从法国进口了全套炼制设备，因此拥有了生产肥皂的原料，并于年春顺理成章地推出了“箭刀”牌肥皂。说起“箭刀”牌肥皂，这中间还有一段品牌之争的插曲。“箭刀”肥皂开始推出时叫“剪刀”肥皂，但当中国化学工业社依法前往商标局备案时，却被告知“剪刀”商标已被英商中国肥皂公司注册。而实际上，该公司早已不用“剪刀”商标制售肥皂。闻讯后，方液仙即派李祖范前往中国肥皂公司与其董事长进行商洽，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希望将商标转让给中国化学工业社。但为了减少肥皂市场上的竞争对手，阻止中国化学工业社生产肥皂，中国肥皂公司以种种理由予以拒绝，还少量恢复生产“剪刀”肥皂，运往厦门鼓浪屿等地销售，并将成交单存入法律档案，准备作为提起诉讼的依据。万般无奈之下，方液仙只得改弦易辙，巧妙地利用“剪刀”与“箭刀”的谐音，改用一支箭与一把刀交叉在一起组成的图案作为商标，进行了注册，制售了“箭刀”牌肥皂，击败了英商的“祥茂”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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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方液仙及其中国化学工业社所制售的四大日化产品全部面世：“三星”牌蚊香、牙膏、调味粉和“箭刀”牌肥皂。这些品牌在成就方液仙实业救国梦想的同时，也成就了他中国日化先驱、国货大王、牙膏大王等卓越声誉。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方液仙强烈的爱国立场和如炽的爱国热忱。自一·二八淞沪抗战至八一三全面抗战，方液仙自始至终临危不惧，先后两次在自己的工厂区和上海胶医院，延请著名外科医生倪葆春负责救死扶伤事宜。

年，身兼健华化学制药厂董事长、开成造酸公司董事长等一系列职务的方液仙，已是“孤岛”上海商界举足轻重的领袖人物。汪伪政府非常希望拉拢其共事，时任上海特别市长的傅筱庵以同乡情缘前来游说，并许以实业部长一职，方当即严词拒绝：“我是开厂做生意的，当不来大官。”同时，劝告傅筱庵：“不要与日本人同流合污，不要当汉奸，当汉奸绝无好下场，要遗臭万年！”7月24日晚间，方液仙突然接到一个熟人的电话，告知其有一位南洋来的大商人想洽谈生意。25日上午9时，方液仙从星加坡路寓所准备驱车赴约，甫出门就遭埋伏在附近的四名暴徒的袭击，保镖陈甫生被击伤，方液仙本人则被劫持。事后获悉，行凶者是汪伪76号特务，方液仙被挟持到一辆事先停放在路边的汽车上，未抵魔窟时已伤重殒命。一代爱国实业家就这样死于非命，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在这里，我们通过对方液仙这位具有代表性的宁波药商身世的追述，可以观照出民国时期宁波药商在药业转型发展中的人生追求、大是大非面前的正确选择及其为此付出的巨大代价，同时强烈地折射出宁波药商的儒商情怀和人文品性，为药业界后人提供了极有价值的人生教科书。

卢绪章，年农历六月出生在鄞县城内小沙泥街的一个小商人家庭，十四五岁就离开家乡，前往上海谋生。他先在苏州河边的源通轮船公司工作，并参加由上海市总商会发起成立的商业补习学校学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他与进步青年商议，以当时普通学校中较普遍的童子军的组织形式，于年秋组成“商夜”童子军团，并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华全国童子军协会。随后经上海市商会核准为其直属组织，改名为上海市商会社会童子军团，成为我国第一个由民间团体创办的童子军组织。九一八事变之后，童子军团公开向社会招募了第三届团员人，由卢绪章担任教练，一方面进行童子军训练，一方面准备为抗日救亡服务。

在组织开展战地服务和一·二八事变的腥风血雨中，卢绪章的思想认识不断提高，遂于年秋筹集元法币设立光大行，向邮局租用号信箱，仿照英商合利洋行的经营方式，利用业余时间医院，招揽西药、医疗器械邮购业务，从中收取手续费，但终因资金不足，难以为继，只得关门。不久，他又与田鸣皋、杨延修、张焕文、郑栋林合资元法币，接办光大行，易名为广大华行，继续利用业余时间经营西药邮购业务。实际上，广大华行已不纯粹是一个小企业，而带有小团体性质，因此业务得到了可喜的发展，到年，已经发展为一家初具规模的小型西药商行。

年10月，卢绪章加入中国共产党，被编入上海洋行华员联谊会地下党支部，正式走上革命道路，逐渐成长为“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广大华行作为一个特殊的秘密工作机构，通过营销药品为党组织筹集、提供和协调一些经费，还完成党交给的各项任务。在党的领导下，广大华行先后联合重庆大众药房共同创办万力制药厂，以解决西药货源供应不足的问题；创办上海广大药房，利用上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海的市场优势，大力购销进口西药，扩大广大华行的影响。同时，以广大华行和药品经营为掩护，在环境危险恶劣的国统区开展地下工作和抗日救亡活动，并为党培养了一大批精通医药业务的人才。后来，根据党组织的意图，广大华行继续拓展医药业务，并把总部迁到了香港，直到年3月与华润合并，并将清盘后的多万美元全部交给党组织。

改革开放之后，当年广大华行的见证者和当事人，出于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客观真实地还原了我党隐蔽战线这个特殊组织的面貌，写出了《与魔鬼打交道的广大华行》一文，引起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之后，卢绪章和广大华行的事迹被改编成电影《与魔鬼打交道的人》和电视剧《墨荷飘香》等，广为传颂，成为中共地下工作一个成功的典范。曾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仪在为《卢绪章与广大华行》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卢绪章同志解放前所领导的广大华行，不仅是一个性质特殊的党的秘密工作机构，也是一个经营比较成功的党的地下经济企业，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解放后新中国的财经工作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在长期的地下斗争中，卢绪章同志始终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污泥而不染’，保持了高尚的革命情操。他丰富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经验，他高尚的革命品质和道德情操，是留给后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值得我们很好地研究和继承。”年11月8日，卢绪章同志不幸病逝，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他题词：“卢绪章同志在领导广大华行近十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突出的工作成绩，为解决党的地下组织的经费问题起了很大作用，得到了组织上的充分肯定。卢绪章同志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所做的突出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三、一脉长传四明心，与时俱进医药情宁波药商在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西药业大展身手，陆续创办中英、中法、五洲等大药房的同时，余波跨过杭州湾，影响到近在咫尺的母土——宁波，相继兴起了创王元周：《卢绪章与广大华行——政治使命与企业经营》，中国对外经济贸易出版社年版。

同上。

四明大药房的命名颇富地域色彩，宁波先民历来把四明当作地域的代称，曾经的州名就是明州。明州之明，乃四明之明也。而四明则源于四明山也。关于四明山的神奇，与道教传说有关，绵延不断。相传在西汉元始年间遇见了二位仙女，并为世人留下了“刘阮遇仙”的美丽故事。长期以来，这一广为流传的故事已成为后世文学作品中常用的典故，常称去而复来的人为“前度刘郎”。到了三国时期，上虞县令刘纲偕夫人樊云翘双双弃家不顾而上四明山学道，居于潺湲洞，最终修成正果，实现了羽化“飞升”。这些虽然只是传说，但无疑赋予了四明山神奇与仙异，感召着更多的文人雅士接踵而至，大家所熟知的谢安、谢玄、王羲之、葛洪、支遁、陶弘景、刘长卿、虞世南、皮日休、王安石、曾巩等都先后登临过四明山。考诸文献，则有道教典籍《道藏》的记载，让我们更能掂出四明山沉甸甸的分量：“天下洞天三十有六，四明第九，其号曰‘丹山赤水’是也。”古人推崇“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正是因为这种人文传统，自然山水经常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四明山就是这样，在很长一个时期它是宁波地域的代称，并为各行各业所青睐，四明大药房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值得指出的是，用沾染着浓郁灵仙之气的四明山来为医药业中的药房命名，那是巧夺天工、相得益彰的。

药房是西药房的简称，就是西药店，不同于传统的中药堂，纯属舶来品。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国门被迫打开，西风不断东渐，西药房也一时兴起，蔚为大观。揭开尘封的历史，就会依稀看到在宁波的昨天曾经出现过不少西药房。据民国《鄞县通志·食货志》记载，自清末民初肇始，宁波先后创设过林林总总的药房，由于史料湮灭，现已很难完考，据年的摸底排查，那时至少有西药房16家。因为西药见效快的特点，甫一出现就颇受民众欢迎，所以每家的业务都做得风生水起。但在诸多药房中，唯有四明大药房百年沿袭、锲而不舍，至今根深枝繁、勇立潮头。

四明大药房的前身是四明药局，又称“四明志记药局”。四明大药房提供的资料显示，它最早的创办时间应在年冬，是一爿地道的西药店。

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至于四明药局的别名“四明志记药局”，这是带有深深的中国传统烙印的一种商号称谓，相当于现代的“注册商标”，是对所设商号的一种标注形式。药局原本是国药铺中的一个类别，不设门市，设内局而得名，加工各类药品，所有产品批发给没有加工能力的药铺。但这里的药局显然不是中药意义上的药局，而是西药概念中的药房、药店，所以是一个混搭的名称。从创办人孙义瑞的原名孙志吕推测，这个志记或许还有标明自己名号的意思，这在过去的商号中比较常见，即这是孙志吕创办的一家药号。为了便于老百姓称呼，约定俗成，四明志记药局在日常也就被简称为四明药局了。

尽管只有近百年的过往史，但由于时代动荡、人事兴替，四明药局的历史沿革已很难细考。四明药局的创办人是孙义瑞、周静康系同窗好友的关系，而范文蔚出生于年，应文就对孙义瑞的出生年份作了应该也在年左右的推断。孙义瑞初创时期的四明药局地处崔衙街老街区，紧邻三江口，确实是一个人气较旺的所在，但从日均人流量考察，比之于号称“走遍天下，不如江厦”的东门口这样的繁华地段，那就显得有些冷清了。即使先天不足，但在孙义瑞的苦心打理之下，四明药局的经营业绩还是令人十分羡慕的。然而，令人扼腕叹息的是，时值壮年的四明药局当家人孙义瑞不幸逝世了，留下的是刚刚开局的四明药局。

俗话说，危机危机，危中有机。正当四明药局面临危局、难以为继之际，孙义瑞的同学兼同乡同行范文蔚出现了。范文蔚。药局与药房，虽只一字之差，实际上则有传统与现代之分。毫无疑义，药房的称谓更有时代的时尚性，更能拉近与消费者的距离，更能体现所经营的内容。为专事药业经营，范文蔚于同年10月辞去了原任的宁波市卫生实验所技师一职。

从后来的经营轨迹看，范文蔚接手四明药局，实际上只是借用了这个壳而已，新的四明药房从产业形态到内部治理完全脱胎换骨。老店新开不久，范文蔚于年4月再度将四明药房更名为四明大药房，并在艰难的时局下倔强地坚守着。客观地说，四明药局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既得益于范文蔚自身的医药专业背景，也离不开其之前丰富的阅历所积攒起来的广泛人脉支持，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他挑起四明大药房经理之担后，主动拓展市场，首先迅速将欧亚、华明等经营不善的药房盘进，通过兼并重组，吐故纳新，化腐朽为神奇，短时间内使四明大药房的市场份额与影响力得到提升。与此同时，他还将药房改革成为具有现代企业特征的股份制机构，充分利用自己广泛的社会网络，为扩展经营多方筹集资金，难能可贵地争取到孙赛甫、周师洛等人出资入股。这样，四明大药房就在获得广泛社会支持的过程中日益发展壮大。

尽管业绩喜人，但作为当家人的范文蔚显然没有满足于现状，而是进行着长远的战略谋划与布局，以应对复杂多变的时局和竞争激烈的市场。经过一番考量，他作出了将四明大药房店址由崔衙街迁移到人员川流不息的东门口的决定，从而奠定了日后取得进一步成功的重要基础。比之于崔衙街老址，当时的东门口西药铺开设极少，市场空间很大，时至年，连四明大药房在内也就两家西药房，而当时的东大路则有七家。这样的战略布局，既做到了避实就虚，又实现了开疆拓土。

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可见，范文蔚非同一般的市场开拓意识和长远战略谋划，既有效扩展了西药市场新份额，又主动避让了同行间的激烈竞争，棋高一着，尽得先机。

与此同时，范文蔚特意聘请社会贤达王文翰兼任四明大药房董事长一职，不仅提高了药店的公信力，而且有助于汇聚更多的市场资源，如由王文翰所开设的诊所自然会来四明大药房配药。随着抗战的爆发，王文翰还把第三战区司令部的医药生意介绍到四明大药房。至于王文翰担任浙江省公路局局长之后的便利就更不必赘言了，其间大凡四明大药房运输的药品都给予方便通行。

此外，范文蔚众多的同学在各地开设诊所，医院供职，由于这一层关系，经他们介绍到四明大药房的生意也比较多。药房经营需要庞大的外部支持系统或药品需求，这样不仅能保证药品的流量，而且也能实现医药之间的良性互动。

这方面，范文蔚做得十分成功。20世纪30年代，范医院董事，并在家乡创办龙溪小学，供族内子弟入读。正是依靠自己过硬的专业学识和良好的人际关系，范文蔚颇受时人赏识，时任宁波市市长的罗惠侨就邀请他兼任卫生试验所所长，王文医院药局主任一职。

在范文蔚的精心筹划下，四明大药房的业务发展迅速，很快将中日、华英、华通、五洲等同行抛在了身后，营业额长期位居全市西药业之首。年6月，四明大药房的资本额10万元，职工14人。当时全市西药业公会会员共有25户，总资金31.62万元，店员人，四明大药房的资本额和营业额遥遥领先，优势十分明显。

新中国成立后，四明药房于年完成私营企业改造，于年由私营转变为公私合营。年底，以四明大药房为龙头的8家零售药店从医药股份公司分离出来，成立四明大药房有限责任公司，率先在宁波实行医药零售连锁体制。年，通过增资扩股，注册资金由余万元增至万元，取得跨省连锁资格，成为全国首批、省内首家通过医药零售连锁GSP认证的企业。

无独有偶，在宁波的医药行业史上，还曾存在过与四明大药房同名的一家药店。但从时间上说，这家四明大药房开办于清朝末年，店址设在江北岸洋船街口一洋房内，聘请中西名医诊治，选用上等药材制作急救霍乱夺命平安汁、万应痢疾丸、卫生八宝丸等各种药丹、药水。该药房以狮象为店牌记号，楼上附设有照相馆。

此四明大药房系何人创办、何时关停转让，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家“四明大药房”非后来的四明大药房，二者没有前后继承关系，只是店名巧合而已。

四、守正出新拓海外，事业有成报桑梓民国时期，伴随着宁波药商业态由中药业向西药业转型的还有一个现象，则是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药业经营向海外转移，特别是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地区。这主要是由三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是时局的影响，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不仅造成民不聊生的凋敝局面，而且消极抵抗使得日本侵略者横行肆虐，商业经营首当其冲，药业也不例外；其次，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对国药和国内生产的优质西药有着旺盛的消费需求，市场巨大，吸引着生产商和经营商前往发展；第三，地缘相近、人缘相亲的叠加因素，为宁波药商到中国香港和东南亚地区开拓药业市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在众多走出去的药商中，姚云龙和顾兆田两位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感召下，热心家乡的建设发展，捐资兴建了有关教育和社会公益设施，展示了宁波药商新的精神品质，丰富了宁波帮的时代内涵。

姚云龙，祖籍慈溪，年出生于鸣鹤古镇，早年在家乡的敬乐小学读书。

年离开家乡，来到上海合利元药材行当学徒，开始涉足医药行业。

顾兆田，祖籍镇海，年出生于河头乡顾村，在家乡读到小学五年级就辍学到上海做学徒谋生了，曾在一家经营药材的振荣洋行学生意。

由于振荣洋行倒闭，年他自立门户，继续做药材生意，频繁穿梭于上海、广州、香港三地和台湾之间，积累了扩大经营的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前夕，他随同为药业经营商的岳父定居香港，并于年独资开设新记公司，主营西药业务，夫唱妇随，克勤克俭，业务蒸蒸日上。年，应邀参加广交会，大力推销国产的西药原料到世界各地，把“四环素”“土霉素”“谷维素”等药品引入香港市场。年，他将新记公司改为新记药物有限公司，总部在香港，在加拿大设有分公司。随后，他把新记药物有限公司的总店和分店分别交给了长子东华和次子南华经营，成为相传三代的宁波新药商。交班以后的顾兆田先生，从年开始投身家乡公益事业，先是捐资助建河头鸿山学校的教学楼，后又偕夫人卞医院、幼儿园等公益项目，并不时给助建的学校和敬老院寄钱送物，表达思乡之情与爱乡之心，累计捐款达多万元人民币。为保持自己所捐赠项目的持续性，于年10月，深谋远虑的顾兆田伉俪与镇海区慈善总会签署成立了“顾兆田卞裘莉慈善基金”，当即汇入万元人民币，按每年15万元使用，专门用于安老助老、奖教奖学、应急帮扶等慈善公益性项目。年，顾兆田伉俪还委托家乡有关方面参与“甬爱黔进镇青春”专项“牵手·共健康”行动，结对贵州省普安县30名贫困学生，关心他们的健康成长，为从事了一辈子的健康产业写出了新的一笔，在爱心传递中充分展示了旅居海外的宁波药商不变的情怀。

姚云龙、顾兆田等旅港宁波药商，不仅热心公益事业、关心家乡建设，而且带着家人持续开展接力捐助，特别是通过捐赠物这种特殊的纽带把爱国爱乡的优良传统交到了儿孙手中，让他们知道自己的祖国、故土和根脉，实为高明之举。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当姚云龙先生之子姚德明获悉故乡人民要为先父创建姚云龙国药纪念馆时感慨万千地说：“感谢慈溪政府对先父的重视，建造姚云龙国药纪念馆。

第一节药行街：一条刻录着宁波药商辉煌职业地位的药业特色街药业界有不少带药的名称，如药室、药肆、药号、药铺、药堂、药局、药店、药帮、药行，等等。其实，这些名称都是指称经营药业的场所，不同的后缀贮存着不同时代、不同经营规模及公私属性等诸多信息。在这里，我们要谈的是其中的药行，因为宁波有一条刻录着宁波药商辉煌职业地位的药业特色街——药行街。

行，在传统的中国语境中有行业、行当等多重含义，如行家里手、行尊翘楚、行业规矩和“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等等。在诸行之中，就有药行，或称为药肆行。追溯起来，药行的叫法始于唐代。唐制规定，商业交易集中在“市”内进行，是与居住区相分隔的。“‘市’周筑墙设门，闭启有时，有各种官员进行严格管理。同类商品，集中在‘市’内某一区域出售，形成不同的行业。”“官府对各行各业征税和摊派差役，但对行业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矛盾冲突并不过问。这就需要行业自己的组织来协调解决，于是出现了冠以‘行头’‘行首’‘行老’等人物，成为行业组织的领导者。他们由同行推选，官府批准。”药业是唐代重要的行业之一，文献中已有多处提到“药行”，既指经营药品铺户，也指药品行业之简称。经过唐代的萌芽，到宋代就形成了明晰的药业行业组织，被称为“药市”，递进到明代嘉靖年间在北京出现了第一个药业行业组织——药行商会。到了清代，在传统药行组织继续得到唐廷猷：《中国药业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年7月第3版，第至页。

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发展的同时，由于被迫实行“门户开放”，一些来华从事商贸活动的外商企业将自己的机构称为某某行，中国人俗称洋行。后来跟风成俗，叫行的机构也就逐渐多起来了，如将传统的钱庄转变成现代金融机构——银行；同时，还将一些经营某类物产的门店、商铺等叫作某某行。实际上，所谓的“行”也就是原来的“号”，只不过时人觉得“行”比“号”更有气魄、更加洋派，便纷纷推出了诸多冠之以行的机构，包括以药行、钱行和木行等命名的特色商业街巷。可以说，商街文化也是宁波的一大特色，带着鲜明的地域特征和行业特点。但药行与药号、药房还是有严格区别的，特别是在香港，药行只销售一般药物，而药房则要专业得多，包括使用“药房”名衔和“RX”标志，必须有药剂师驻店，可配发医生处方药物，销售药剂师专售的受管制药物等。当然，在市场领域，“号”与“行”实际上一直是并行存续的，如广州陈李济、武汉叶开泰、北京同仁堂、杭州胡庆余堂被称为“中国四大药号”，宁波籍药商经营的杭州张同泰也叫国药号。需要说明的是，药行一般是进行药材批发为主的药业商贸机构，有的药行也会同时兼营成药。宁波药业界的情况大抵与此相同。在这里，之所以要对药号、药行来一番比较阐释，目的是让大家更好地认识宁波药行街。

关于宁波药行街，由于时光流逝，其底色和特色已经显得十分模糊，以至论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宁波地方文化通俗读本》之《宁波商街文化》和《千年海曙》之《街巷物语》就各有各的说法。其实，宁波药行街，不仅是一条药业特色街，也是一条历史文化街。完全可以说，这样的名称在中国街巷名录中确实是独一无二、独树一帜的，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宁波药业的底色和宁波药商的成色。

一、一条因药行集聚、交易兴隆而命名的药业特色商街宁波药行街，是一条形成于唐代长庆中进士后，先后出任过以上三职，故被称为三法卿。屠侨为官数十年，始终清正廉洁、敢于谏言，为世人所称道。据有关记载，在屠侨暮年时期，有一个叫裴绅的巡按御史，为他在其砌街的家门口立了一块牌坊，当地老百姓自豪地称这块牌坊为三法卿坊，砌街也顺理成章地被改称为三法卿坊街或法卿巷了。

到了民国时期，因为此街上药行众多，随业态而赋名，直观生动地被称为“药行街”，详情我们将在随后的内容中作深入介绍。

“文革”期间，曾经的药行街一度被改名为“红卫路”，一直到年才再度复称为“药行街”。

可以说，药行街是宁波最早的专业市场，也是不同于传统药市的药市，是药业一条街的典型代表。随着时代的变迁，药行街上的药业贸易已风光不再，用现在专业市场的眼光审视，实在是不足称道。但如果从历史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它所留下的个性化名称，足以令宁波药商倍感自豪，也令宁波市民共同追怀。

现在仍然被称为药行街的这条街道，东起号称“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金融一条街江厦街和有着近现代宁波标志之誉的灵桥路口，西至解放南路，中与开明街十字相交，全长8米，为城区东南隅主要街道之一。药行街的今世前生简要地说是这样的——永乐《宁波府志》称其：砌街。东自车轿，西至新排桥。光绪《鄞县志》载：街为李氏所砌，故名砌街。雍正《宁波府志》称：三法卿坊东直街。乾隆《鄞县志》称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三法卿坊街，西抵开明桥南侧，东至灵桥门。民国十七年调查所得，计西药房十八家，中药铺四十一家，专贩国内药材者十八家，散处各乡镇之药铺百四十七家。”可见，当年药行街主要经营的是中药材，街名因此而得。它东连灵桥，俗称为“灵桥门”，西与开明街丁立，称为“三法卿”，是宁波市比较繁华的商业要地。街南北有石板巷、大来弄、沙井弄、闸街，对面的“护城巷”是农民卖家畜的集散地，所以也叫“鸡鹅鸭弄”，叫得直截了当、形象生动；闸街北段与药行街交会处是全市铁匠铺集中的地方，因加工时会发出响亮的敲打声，所以叫“叮打桥”。

这几条幽深的小道通向其他街道，沿街大部分曾经是二到三层砖木结构连体排屋，其中也杂有一些墙门。著名的药行有“寿全斋”等。

据有关统计史料介绍，年宁波全市药行业有64家各种药行，其中37家分别在川、鄂、陕、粤、赣、皖、滇、黔、京、津、港等地设庄办货，不少药行还与台北、汉城、大阪等城市有业务往来。同时，北京同仁堂、天津达仁堂，以及上海蔡同德堂、童涵春堂和杭州胡庆余堂、绍兴震元堂等著名中药号，均长驻药行街坐庄办货。因此，宁波的药材既来源广泛，又能运销各省及海外，直接从业人员达多人，最高年营业额达万元，一时成为全国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药行街林林总总的药行，从专业的眼光看是各不相同的，习惯上被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长路”，这些药行专做川广药材，计有26家；第二类是“山药”，这些药行以经营浙产药材和本地中草药为主，计有20余家；第三类是“零拆铺”，这些药行专门经营乡镇店铺的零拆业务，数量达80余家之多。通过市场细分，所有药行各得其所、相得益彰，形成了既有竞争又有合作的行业市场氛围。药业的兴盛，也促进了包括钱庄业、搬运业、装具业、竹器业、木器业等的联动发展，被称为芥子道头的码头就是专门用来装卸药材的。以上这些数据，包含着一系列丰富的历史信息，传递出当年作为宁波药商大本营的宁波药材交易的盛况。

近代不断变幻的独特时势，一度再塑了宁波药业的全新地位。自太平天国运动以后，药业商贸的良好基础和市场法则的推波助澜，使宁波进一步成为全国最大的药材交易市场，药行街的地位得到充分彰显。药行街是宁波商街文化历史演进的一个缩影，折射出宁波药业的历史流变和宁波药商的风云际会。

二、一条由宁波药商群体共同成就的异地药行街——温州药行街想必早年到过温州市区的人士，茶余饭后一定会到附近走走看看，当地人一定会津津乐道地向你推介他们的特色商业步行街，这就是号称浙南第一街的温州五马街。殊不知，五马街还有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别称——温州药行街。自从清康熙初年宁波慈溪籍药商叶心培在温州创办叶同仁堂以后，中药业一直是宁波帮在温州安身立命的支柱产业。日积月累，以慈溪籍为主体的宁波籍药商就相继在五马街的大同巷一带集群经营中药业，逐渐形成了集聚药业经营的专业特色一条街，故称药行街。可以说，温州药行街是另一条宁波药行街，因为它承载着宁波药业商帮在温州的创业故事，特别是业医营药的艰辛奋斗历程，很大程度上浓缩着以慈溪籍药商为代表的宁波帮药业商人在温州打拼立业的生动传奇。

温州叶同仁堂与北京乐同仁堂虽然都以同仁命堂，且又为同籍药商所创设举办，其实两个同仁是没有直接关联的。因为都叫“同仁”的缘故，北京乐同仁堂还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状告温州叶同仁堂侵犯自己的权益，最后虽因证据不足，申诉理由无法成立而告终，但温州叶同仁堂也只能丢堂而保同仁，从此更名成了现在的叶同仁。这虽是一段插曲，但有助于我们介绍叶同仁——温州叶同仁：它最早是由慈溪县鸣鹤场铃医出身的叶心培从王同仁药铺改姓而成的。叶心培于康熙四年属县客商汇集的要津宝地，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这里具有得天独厚的良好营商环境。具有远大经营眼光的叶心培非常看中这块风水宝地，于是倾其所有，拿出20千铜钱将王同仁药铺盘了过来，并老店新开，更姓留名打出了叶同仁的店招，开始自立门户，售药行医，为其子叶锡凤打下了一定的事业基础。我们如果从创办时间的先后来考察的话，那么温州叶同仁比北京乐同仁——北京同仁堂更早。家族事业，父子相承，传到叶心培之子叶锡凤时期，叶同仁不断发展壮大，并形成了带有浓厚宗族色彩的公堂制度。所谓“公堂”，《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一辑是这样追述的：叶锡凤在原籍慈溪生有6个儿子，俗称六房，因为同为叶心培子嗣，所以叶氏六房都享有从叶同仁分红的权利。

按照族规，族内事务交由“公堂”管理。所谓“公堂”，不是一般意义上对簿公堂的公堂，实际上就是叶氏的家庙——崇敬堂。“公堂”推族长主持，族长是叶氏宗族的最高统治者，并雇有账房、管收等数人，负责管理族内财产、会计等一概事务。

“公堂”逐年在叶同仁的盈利中提款购田置产，并由各房轮值管理收租。就这样，经过叶氏几代人一百多年的接续经营，到了曾孙叶青玉时期，叶同仁达到了鼎盛阶段，成为温州国药业的翘楚。5年前后，叶青玉因病去世，加之温州战乱，叶同仁遭遇了巨大的损失，此时公堂选派叶心培玄孙叶蔷渠前往温州主持店务。面对成昌药栈为首的“兰溪帮”药商与自家争夺销货地盘的挑战，叶蔷渠将计就计，利用雄厚的资金对销售对象施以长期赊销等手段，拉住了新老客户，抢得了药业市场，击溃了“兰溪帮”药商，使叶同仁的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变得更加强大。

也就在此时，开始订立由宗祠管理药店的制度，把药店经营的人事、财务等大权集中到了公堂手中。

年，慈溪人叶子渐也在这里开出了叶三宝国药号。在五马街西口与府前街十字路口，曾为名噪一时的“乾宁斋”药号的所在地。清咸丰六年等特色中成药，药效非常灵验，深得市民赞许。年，乾宁斋与三馀堂、叶三宝堂和叶同仁堂等国药号实行合并，成立了温州国药联合制药厂。随着城市改造的推进和商业布局的调整，现在虽然只剩下老香山堂仍在原址营业，其他宁波帮国药号都另辟新址，扩大经营规模，实行老店新开和转型升级。当然，温州药行街之所以有名，除了药业经营的集聚效应，应该还与温州地处浙南闽北毗连有关。地缘的关系，使得这里生产销售的国药品牌，其影响可以辐射到温州以外的闽北和浙南其他地区。

择要介绍了宁波的药行街和有温州药行街之誉的五马街，让我们自然联想到了武汉汉正街的药帮巷。药行街与药帮巷虽同与药业有关，因药业而得名，但名称的差异性也明显反映出不同地域药业经营的内容与特色。武汉药帮巷，顾名思义是药帮的聚居之处。药帮巷，这名字听上去就有故事。据史料记载，明末崇祯年间，一些河南怀庆府的药农带着自产药材来武汉销售，因为汉正街不容，便在保寿桥一带的僻静小巷住下来，就地出售中药材。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习惯上所说的“帮口”，人称“怀帮”，即汉口最早的怀药药帮，这条无名小巷也因此顺理成章地得名“药帮巷”。发展到后来，除了最早的“怀帮”，还相继有“汉帮”“浙帮”“江西帮”等药帮来这里安营扎寨，以至于一条巷子容纳不下了，慢慢又衍生出“药帮大巷”“药帮二巷”“药帮三巷”……一直发展到了“药帮七巷”。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到清朝药商视阈下的宁波帮研究末年，汉口共有药材行二十八家，年贸易额计白银三百余万两。通过简略追溯尘封的药帮巷历史，我们就清楚了武汉的药帮巷，就是泛指硚口长堤街东段南侧药帮大巷、药帮一巷、药帮二巷、药帮三巷、怀安一里一带，属于鼎鼎有名的大汉正街的区域范围，是清初形成的特色街巷。据记载，清康熙年间，河南怀庆府药商在此兴建了一座药王庙，称覃怀药王庙，故这一带系河南药商居住的里巷，其命名概与怀庆、药帮相关者居多，会馆花园的原址上后来建成花园巷以及花园南巷、花园北巷。药帮巷虽然与我们论述的宁波药商没有直接的关联，但作为同业的不同历史遗存，街巷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通性，特在这里补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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