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茶文化和茶器

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及影响

刘明杉

作者简介：刘馨蓬，本名刘明杉，女。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化史研究室从事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史研究。主要研究方向是明代物质文化史，即通过破解明代绘画及各门类文物中隐藏的历史信息，揭示明代的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发展规律。

二、唐宋茶文化在朝鲜半岛的传播和发展

入唐的新罗求法僧人和求学文士将唐茶饮法和茶仪等带回国后，朝鲜半岛的饮茶之风盛行起来。半岛南部洛东江下游的伽倻地区土地肥沃，据《三国史记》“新罗本纪”载，兴德王三年“冬十二月遣使入唐朝贡，文宗召对于麟德殿，宴赐有差。入唐廻使大廉持茶种子来，王使植地理山。茶自善德王时有之，至于此盛焉。”[11]善德王在位之时，中国正值唐初，茶已在朝鲜半岛传播。兴德王三年是唐太和二年（公元年），金大廉遵王命种茶的地理山，位于今韩国智异山南双溪寺一带。该书还记新罗散文家、学者薛聪所作寓言散文《花王戒》，其中谈到茶的功效。“又有一丈夫，布衣韦带，戴白持杖，龙钟而步，伛偻而来曰：‘仆在京城之外，居大道之旁，下临苍茫之野景，上倚嵯峨之山色，其名曰白头翁。窃谓左右供给虽足，膏粱以充肠，茶酒以清神，巾衍储藏，须有良药以补气，恶石以蠲毒。”[12]

新罗人饮用的国产茶和进口唐茶都是饼茶，曾在僖宗时期入唐为官的新罗文士崔致远（公元一?年）自称道家，因思想倾向于儒家，被尊为“海东孔子”。在其为双溪寺真鉴国师（公元一年）所作碑文中记有新罗人饮用饼茶的情景，“复有以汉茗为供者，则以新爨石釜，不为屑而煮之。曰吾不识是何味，濡腹而已。守真忤俗，皆此类也。”[13]他在《谢探请料钱状》中，讲自己在扬州任淮南节度使高骈幕僚时，因见到新罗使臣的船只，就给父母买了茶和药，附家书一封捎回国。“伏蒙太尉念扫德门，许迁代舍。濡毫染牍，深惭雪苑之清才；顶豸腰鱼，遽忝霜台之峻秩。传天上披朱之命，荣日边垂白之亲。以宣父见知，则实同陈隼；以远人多幸，则不让汉貂。虽乖就养无方，必想宗族称孝。然而烟波阻绝，难申负米之心；……况久无乡使，难附家书，惟吟《陟岵》之诗，莫遇渡溟之信。今有本国使船过海，某欲买茶药寄附家信。……伏惟太尉念以依门馆次三千客，别庭闱已十八年，既免行佣，有希反哺，特赐探给三个月料钱。所兾禄遂及亲，远分光于异域。”[14]文中写到他在高骈太尉处受到重用和礼遇，又提及对父母和家乡的思念，为了给父母买茶和药，预支了三个月的俸禄。不久，又得到高骈送的茶，遂作《谢新茶状》赞美蜀冈茶，讲到煎茶法及饮后感受。“右某今日中军使俞公楚奉传处分，送前件茶芽者。伏以蜀冈养秀，隋苑腾芳，始兴采撷之功，方就精华之味，所宜烹绿乳于金鼎，泛香膏于玉瓯。若非静揖禅翁，即是闲邀羽客，岂期仙贶，猥及凡儒。不假梅林，自能愈渴；免求萱草，始得忘忧。下情无任感恩惶惧激切之至。”[15]

钦敬佛法的新罗王子常以茶供养佛菩萨，《三国遗事》中记有两位王子宝川和孝明在今韩国江原道五台山修行，每日汲水煮茶供养菩萨。“藏师之返新罗，净神大王太子宝川、孝明二昆弟，……逃隐五台山。每日寅朝，文殊大圣到真如院，……二公每汲洞中水，煎茶献供，至夜各庵修道。”[16]新罗王子金乔觉（公元－年）在中国九华山修行，“金地茶，出九华山。相传金地藏自西域携至者。”[17]他有一首七律诗《送童子下山》，满怀对童仆的关爱。“空门寂寞汝思家，礼别云房下九华。爱向竹栏骑竹马，懒于金地聚金沙。添瓶涧底休招月，烹茗瓯中罢弄花。好去不须频下泪，老僧相伴有烟霞。”[18]由以上文献可知，茶是新罗王子出身的佛门修行者重要的随身之物。

风流道是产生于朝鲜半岛的本土宗教，真兴王“三十七年春，始奉源花初君，臣病无以知人。欲使类聚群游，以观其行义，然后举而用之。……更取美貌男子，妆饰之，名花郎以奉之。徒众云集，或相磨以道义，或相悦以歌乐，遊娱山水，无远不至。因此知其人邪正，择其善者，荐之于朝。故金大问花郎，世纪曰贤佐忠臣，从此而秀；良将勇卒，由是而生。崔致远鸾郎碑序曰：‘国有玄妙之道曰风流。’设教之源，备详仙史，实乃包含三教，接化群生。且如入则孝于家，出则忠于国，鲁司寇之旨也。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周柱史之宗也。诸恶莫作，诸善奉行，竺乾太子之化也。”[19]又见高丽李仁老《破闲集》：“鸡林旧俗，择男子美风姿者，以珠翠饰之，名曰花郎，国人皆奉之，其徒至三千余人。若原、尝、春、陵之养士，取其颖脱不群者爵之朝，唯四仙门徒最盛，得立碑。”[20]游历山川是风流道花郎的修炼方式之一，他们在山水间烹茗遊娱，逐渐发展出花郎茶事。据新罗文人张延祐《寒松亭曲》：“月白寒松夜，波安镜浦秋。哀鸣来又去，有信一沙鸥。”寒松亭“在江原道江陵市东北十五里，亭旁有茶泉、石灶、石臼，传说即述郎仙徒所游处。”“镜浦湖在江原道江陵市东北十五里，湖周二十里，水净如镜，不深不浅，才没人肩，四面中央如一。”[21]“金兰境有寒松亭，昔四仙所逰，其徒三千，各种一株，至今苍苍然拂云，下有茶井。”[22]高丽末期学者安轴（公元—年）五言律诗《题寒松亭》也吟诵花郎茶事遗迹，“四仙曾会此，客似孟尝门。珠履云无迹，苍官火不存。寻真思翠密，怀古立黄昏。唯有煎茶井，依然在石根。”[23]

高丽僧一然在《三国遗事》卷二中载：“王（景德王）御国二十四年（公元年），……三月三日，王御归正门楼上，谓左右曰：‘谁能途中得一员荣服僧来？’于是，适有一大德，威仪鲜洁，徜徉而行，左右望而引见之。王曰：‘非吾所谓荣僧也。’退之。更有一僧，被衲衣，负樱筒，从南而来。王喜见之，邀致楼上，视其筒中，盛茶具已。曰：‘汝为谁耶？’僧曰：‘忠谈。’曰：‘何所归来？’僧曰：‘僧每重三、重九之日，烹茶飨南山三花岭弥勒世尊，今兹既献而还矣。’王曰：‘寡人亦一瓯茶有分乎？’僧乃煎茶献之。茶之气味异常，瓯中异香郁烈。”[24]花郎出身的僧人忠谈每年重三、重九日，背负盛有茶器的樱筒，向南山三花岭弥勒世尊奉茶。恰好是年三月三日遇王，又为王献茶。另见该书卷五：“景德王十九年（公元年）庚子四月朔，二日并现，挟旬不灭。日官奏请：‘缘僧，作散花功德则可禳。’于是洁坛于朝元殿，驾幸青阳楼，望缘僧。时有月明师，行于阡陌时之南路。王使召之，命开坛作启。明奏云：‘臣僧但属于国仙之徒，只解乡歌，不闲声梵。’王曰：‘既卜缘僧，虽用乡歌可也。’明乃作《兜率歌》赋之。……既而日怪即灭。王嘉之，赐品茶一袭、水精念珠百八个。忽有一童子，仪形鲜洁，跪奉茶珠，从殿西小门出。明谓是内宫之使，王谓师之从者，及玄徵而俱非。王甚异之，使人追之，童入内院塔中而隐。茶珠在南壁画慈氏像前。”[25]这位只懂乡歌，不会梵语赞诵的月明师也是花郎出身，遵王命唱祈愿弥勒的兜率歌后，天上出两个太阳的怪现象消失，因此被王赏赐一套品茶器具和籽水晶念珠。月明师的至诚乡歌招感了神迹，那位消失在内院塔中的灵童在南壁画弥勒菩萨像前放置的供物正是茶和念珠。

《三国遗事》卷二收录文宗(公元--3年)时期金良鉴所撰《驾洛国记》，记有统一了朝鲜半岛的新罗第三十代君主文武王金法敏的外族祖先，是金官伽倻的始祖金首露王，遂在文武王元年（公元年）将首露王庙合祀于新罗宗庙。“洎新罗第三十王法敏，龙朔元年辛酉三月日，有制曰：‘朕是伽倻国元君九代孙仇衡王之降于当国也，所率来子世宗之子、率友公之子、庶云匝干之女文明皇后实生我者。兹故元君于幼冲人，乃为十五代始祖也。所御国者已曾败，所葬庙者今尚存。合于宗祧，续乃祀事。仍遣使于黍离之趾，近庙上上田三十顷，为供营之资，号称王位田。付属本土王之十七代孙赓世级干，祗禀朝旨，主掌厥田。每岁时酿醪醴，设以饼饭、茶果、庶羞等奠，年年不坠。其祭日不失居登王之所定年内五日也。芬苾孝祀，于是乎在于我。’”[26]这次祭祖仪式上的供品中就有茶。

高丽王朝为太祖王建立国（公元年）至恭让王四年(公元年)共年，历经中国五代后唐至明太祖时期。新罗时期的饮茶生活主要流行于王室贵族、僧侣文士等社会中上层，高丽时期普及到民间，出现茶店等大众消费场所，进而刺激了社会对茶具的需求。朝鲜半岛饮茶方式与中国同步，新罗和高丽早期流行唐朝煎茶法，即：茶经碾、罗成末，在茶釜内煎煮，再用勺盛到碗中饮用。高丽中晚期采用宋朝点茶法。南宋道人葛长庚在《水调歌头·咏茶》中对采茶、制茶、备茶、品茶过程作了详细描绘：“二月一番雨，昨夜一声雷。枪旗争展，建溪春色占先魁。采取枝头雀舌，带露和烟捣碎，炼作紫金堆。碾破香无限，飞起绿尘埃。汲新泉，烹活火，试将来。放下兔毫瓯子，滋味舌头回。唤醒青州从事，战退睡魔百万，梦不到阳台。两腋清风起，我欲上蓬莱。”[27]高丽茶诗中提到的土产茶有脑原茶、大茶、孺茶、露芽茶、婴儿茶、叶茶、紫霞茶、香茶等，还有味道苦涩的茗茶、御茶、佳茗、芽茶、茅茶、山茶、野茶、仙茶、芳茶等。进口的宋茶有龙凤茶、腊茶、龙凤茗团、建溪茗、曾坑茶、双角龙茶等。高丽和朝鲜时期都有为国家制茶的茶所，《世宗实录·地理志》载，贡茶产地在全罗道长兴都护府“茶所十三：绕良、守太、七百乳、井山、加乙坪、云高、丁火、昌居、香余、熊岵、加佐、局开、安则谷。”全罗道长兴都护府同福县“古茶所，瓦村，今称瓦旨茶贡里”。全罗道罗州牧茂长县“茶所二龙山梓亦。”[28]

唐宋寺院清规传到高丽后，当地僧人效仿其中茶礼，制定出融合了寺院清规和儒家祭祀的佛门茶礼。茶偈曰：“我今特此一椀茶，变成无尽甘露茶，奉献十方三宝尊，愿垂慈悲哀纳受。我今清净水，变为甘露茶，奉献三宝前，日日无数礼。”[29]高丽前期，王聘请僧人为国师，王及眷属以茶供佛，并向僧人赐茶。光宗为功德斋亲手碾茶，亲自舂粮。崔承老奏议《上时务疏》云：“芻粟省飞挽之费矣。窃闻圣上为设功德斋，或亲碾茶，或亲磨麦。臣愚，深惜圣体之勤劳也。此弊始于光宗崇信谗邪，多杀无辜；惑于浮屠果报之说，欲除罪业，浚民膏血，多作佛事，或设毗卢遮那忏悔。”[30]文宗二十一年（公元年）秋九月“丁酉国师海麟（公元—年）请老还山。王亲饯于玄化寺，赐茶、药、金银器皿、彩段、宝物”。[31]肃宗四年（公元年）秋九月“丁卯王率王妃元子两府群僚及祐世僧，统幸三角山，闰月壬申次常慈寺。甲戌，幸僧伽窟设斋，仍施银香椀、手炉各一事，金刚子水精念珠各一贯，金带一腰，并金色果绣幡茶香，衣对金绮。”[32]毅宗十三年（公元年）三月“乙亥幸玄化寺，东西两院僧各设茶亭，迎驾竞尚华侈。”[33]“恭愍王五年（公元年），“王幸奉恩寺，听僧普虚说法，公主从，太后继至，侍女、僧徒杂遝无别。王又邀普虚于内殿，公主、太后喜，泣下霑襟，亲侑茶果。公主施琉璃盤、瑙瑙匙等物”。[34]

高丽太祖王建为巩固统治，对新罗遗民实施怀柔政策，常赐予土产脑原茶、大茶、孺茶等，并形成赐茶传统，以后君王承袭祖制。太祖十四年（公元年）“秋八月癸丑，遣甫尹善规等，遗罗王鞍马、绫罗、綵锦。并赐百官綵帛，军民茶、幞头，僧尼茶、香。有差。”[35]“文宗三年（公元年）春三月“庚子，飨八十以上国老、尚书右仆射崔辅成，司宰卿赵顒，太子詹事李泽成等于阁门。王亲临赐酒，仍赐辅成、顒等，公服各一袭，幞头二枚，脑原茶三十角，泽成公服一袭，许令閤门乘马，出正衙门，三老固辞。翼日，飨庶老男女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鳏寡孤独废疾于毬庭，賜物有差。”[36]高丽初年，崔承老奉王命提出有关社会改革及中国观察的时务策二十八条。成宗“八年（公元年）五月，守侍中崔承老卒，王恸悼。下教褒其勋德，赠太师。赙布千匹、面三百石、粳米五百石、乳香百斤、脑原茶二百角、大茶十斤。”[37]除土产茶外，还赐宋茶。睿宗七年（公元年）“冬十月庚寅，以宋国信龙凤茶，分賜宰臣。”[38]文宗三十二年（公元年）六月丁卯，“赐卿国信物等具如别录，……别赐龙凤茶一十斤，每斤用金镀银竹节合子，明金五彩装腰花板朱漆匣盛，红花罗夹帕复，龙五斤、凤五斤。”[39]睿宗七年（公元年）“冬十月庚寅，以宋国信龙凤茶，分赐宰臣。”[40]

在太祖王建的积极推动下，高丽形成独具民族特色的茶礼文化，在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上都有相应的进茶仪礼。如《吉礼中祀·文宣王庙》：“阁门使传宣就座赐茶，舍人赞拜，王太子宰枢以下群官及监学官学生，皆再拜。讫，王太子以下群官升堂，各就座。后立舍人，称各就座。王太子以下，皆就座。赐茶毕，监学官学生于庭下立，受茶舍人引降阶就位。舍人赞拜，王太子及宰枢以下群官及监学官、学生皆再拜。讫，舍人分引以次出王降座，还大次乘舆还内如来仪。”[41]《凶礼·重刑奏对仪》：“执礼，承传云赐座。执礼，微喝再拜，引上殿，坐东边褥位。茶房参上员，从夹户入进茶。内侍七品员，去盖子。执礼，上殿前楹外，面拜劝茶，放后下殿。次院房八品以下，进宰枢茶。执礼，又上殿，伏面请茶出。”[42]大观殿举行的册封太后的典礼由“丽正宫遣使上册日”、“大观殿上册”、“赐群臣宴”三部分组成，其中也有茶礼。“阁使引太尉司徒就本位，喝，再拜。讫，持节者引册宝物状，执事官抬举前导，出自中门，安于楼子。太尉司徒从出，王入内进物，担床前行。次行炉茶担、次绞床、水灌子。”[43]此外，“册王妃仪”、“元子诞生贺仪”、“册王太子仪”、“王太子称名立府仪”、“王太子纳妃仪”、“公主下嫁仪”等典礼中也有茶礼。正月初一举行元会仪，“其日早陈繖扇、水精、钺斧于殿庭，如常仪。尚食、茶房，宿设寿尊所于殿阶上，东边有同设臣僚尊所于殿阶下。……太子令公就洗所盥手，如常仪。茶房先进茶，后行酹酒。”[44]茶房是高丽管理朝廷或王室茶务的官厅，王出行时有茶军士搬运茶器等物品，他们跟随在仪仗队中，在燃灯会和八关会、功德祭或祈雨祭时，负责王室在宫外的献茶等事宜。

燃灯会供养释迦牟尼佛，每年二月二十五日举行；八关会祭拜五岳神、名山大川神、龙王等，每年十一月十五日举行。是日，王向释迦牟佛、诸天神敬祷献茶。燃灯会“大会日坐殿，王出御，便次承制员近侍官、阁门员及诸宿卫中禁都知牵龙官殿门内外卫仗等礼数及教坊奏乐并如小会仪。便殿礼毕，茶房设果案于王座前，设寿尊案于左右花案南。……取上命近侍官进茶，执礼官向殿躬身劝，每进酒进食，执礼官皆向殿躬身劝，后皆仿此。次赐太子以下侍臣茶，茶至，执礼官赞拜，太子以下再拜执礼官赞饮，太子以下皆饮讫揖。”[45]八关会“大会日坐殿，王初御宣仁殿，承制以下近侍官及后殿官起居讫，出御大观殿。侍臣起居及御仪凤楼上，行香酌献。……又如小会仪，次近侍官进御茶食，执礼官向殿躬身劝。次设太子以下侍臣茶食，食至，执礼官赞拜，太子以下侍臣，皆再拜就座，受食，食讫起揖。殿上进茶进酒，进食，及太子以下侍臣赐茶行酒设食礼数，乐作止，并如小会仪。”[46]

在外交场合，高丽有迎接外国使节的茶礼。据《迎北朝诏使仪》载：“舍人喝再拜，奏圣礼。舍人喝再拜，进步致辞。舍人喝再拜，阁使传有教赐客，省茶酒食。舍人喝再拜，引出殿门。王就座后，阁门员引下。节入殿庭，再拜，奏圣礼。再拜，阁使传有教，赐所司酒食。喝，再拜。出门讫进茶，初盏亲劝，使臣还酬再拜，就座饮讫，相揖还就座。”[47]土产脑原茶等也作外交国礼，靖宗四年（公元年）秋七月甲寅，“金元冲还自契丹诏曰：省所上表……谢恩令朝贡，并进捧金吸瓶、银药瓶、幞头、纱纻布、贡平布、脑原茶、大纸、细墨、龙须席等事，具悉。”[48]仁宗八年（公元年）春三月已未，“卢令琚等还自金诏曰：省所上称谢，进奉银器、茶、布等物，并付进誓表，事具悉。”[49]

朝鲜时代的李奎象在《并世才彦录》中称：“我东自箕子朝鲜新罗立国，而儒术无闻。崔文昌、薛弘儒，皆以文发迹。高丽以禅立国，以僧亡国，丽末牧隐圃隐，始倡理学，我朝全以儒立国。”[50]高丽文人创作了大量禅意高妙的茶诗，可见点茶生活在这一群体中的普及程度。高丽中期“海左七贤”林椿、李仁老、吴世才、赵通、皇甫抗、咸淳、李湛之写有不少茶诗。如李奎报(公元—年)在《谢人赠茶磨》诗中描述了磨茶粉的情景，“琢石作弧轮，回旋烦一臂。子岂不茗饮，投向草堂里。知我偏嗜眠，所以见寄耳。研出绿香尘，益感吾子意。”[51]宋人苏轼《送南屏谦师并引》诗云：“道人晓出南屏山，来试点茶三昧手。忽惊午盏兔毛斑，打作春瓮鹅儿酒。天台乳花世不见，玉川风腋今安有。先生有意续《茶经》，会使老谦名不朽。”[52]时年26岁的李奎报科举失意、父亲离世，身心倍感煎熬，遂追和苏轼此诗，作《游天和寺饮茶用东坡诗韵》。“一筇穿破绿苔钱，惊起溪边彩鸭眠。赖有点茶三昧手，半瓯雪液洗烦煎。”[53]他将乳状白色茶汤称为“雪液”，让这“半瓯雪液”涤荡愁烦的心绪。他还有一首《云峰住老圭禅师，得早芽茶示之，予目为孺茶，师请诗为赋之》：“砖炉活火试自煎，手点花瓷夸色味。黏黏入口脆且柔，有如乳臭儿与稚”[54]，不仅大赞孺茶的色味口感，还感叹“吃茶饮酒遣一生，来往风流从此始”[55]。孺茶难得，须在溪水边残雪中抽芽，其采摘、焙成团饼等工艺相当复杂，李奎报有幸尝到禅师用惠山泉水煎的孺茶，因作诗答谢禅师。

三、高丽青瓷的对外输出与本土化风格的形成

11世纪中期，高丽青瓷除仿金银器的壶、敞口瓶等造型仍带有中国风格之外，生活日用瓷碗、盘等已本土化。随着产品质量的提高，高丽成为东亚瓷器输出国。在内蒙古兴安岭辽圣宗永庆陵（建于公元年）、庆州罕山城辽墓遗址中，都发现了阴刻纹高丽青瓷残片，其中的精品釉层薄、色如翠，釉质晶莹剔透。高丽青瓷在南宋市场上更是享有盛誉，据南宋太平老人《袖中锦》“天下第一”云：“监书、内酒、端砚、洛阳花、建州茶、蜀锦、定瓷、浙漆、吴纸、晋铜、西马、东绢、契丹鞍、夏国剑、高丽秘色、兴化军子鱼、福州荔眼、温州挂、临江黄雀、江阴县河豚、金山卤豉、简寂观苦笋、东华门把鲊、京兵、福建出秀才、大江以南士大夫、江西湖外长老、京师夫人，皆为天下第一，他处虽效之终不及。”[56]文中将高丽青瓷精品称作“高丽秘色”，可见它在南宋人心中的地位。从考古资料看，浙江杭州、宁波等南宋政治经济中心城市是高丽青瓷的重要输入地。20世纪90年代，随着城市建设的全面铺开，杭州城多地相继出土了高丽青瓷，主要为残件。其中翡色青瓷多出土于南宋皇城周围区域，有的还与南宋官窑青瓷相伴而出，而镶嵌青瓷出土的区域更广。在年杭州吴山发现的南宋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水池中，发现少量南宋中晚期的高丽青瓷残片（图14），可辨器型有盘、炉、瓶、罐等。胎质较细腻，胎体以淡灰色为主，釉色清透，呈淡青或青绿色。装饰技法有刻划、釉下镶嵌等，以花卉纹为主，也有莲瓣纹和回纹等。南宋皇城区域还发现一些翡色青瓷盖上刻有“贵妃”铭文（图15），应是宫中某位贵妃之物。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古称明州，宋时在此设有管理对高丽和日本贸易的市舶司，而设置高丽使馆的历史可上溯至北宋初熙宁七年(公元年)。北宋政和七年(公元年)明州设“高丽司”专事与高丽国往来政务，并在月湖东岸“菊花洲”上建高丽使行馆，作为北宋官方接待高丽使的住所。北宋末期，由于北方战争引起的交通阻塞，明州一度成为对高丽等国官方往来及海外贸易的唯一合法港口，因此宁波出土的高丽青瓷也较多。宁波港发现的12世纪高丽青瓷阳刻莲瓣纹香炉残件（图16），在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有一件完整器（图17）。高18.9厘米、直径14.6厘米。通身施釉，炉身内底有四处白色耐火土支烧痕，可知其装烧方式为覆烧。炉身下端以莲瓣纹为饰，器座上阴刻荷叶纹。宁波港出土的香炉残件与之器型相同，失器座。浙江既是中国瓷器的发源地，又是代表中国最高水平青瓷越窑、官窑、龙泉窑的烧造中心。而高丽青瓷却凭实力成功打入这一市场并进入南宋宫廷，赢得使用官窑和高端龙泉窑瓷器的南宋上层人士的认可。

图14南宋杭州恭圣仁烈皇后宅出土的高丽青瓷残片

图15“贵妃”铭高丽青瓷盖残片

图世纪高丽青瓷高足杯宁波港出土

图世纪高丽青瓷阳刻莲瓣纹香炉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

经过长期向中国南、北方瓷窑学习，高丽窑工积累了丰富的制瓷经验，他们借鉴本国漆器嵌螺钿和珐琅镶嵌等工艺，在12世纪下半叶创烧出独具高丽民族特色的镶嵌青瓷，并实现量产。韩国国家博物馆藏一套12世纪高丽青瓷镂空方形盖盒，盒分两层，上层左格内置一组化妆用粉盒，四个如意云头粉盒围住中间的圆盒（图18），如意云头粉盒的形制、三组草花式装饰布局都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高丽嵌螺钿黑漆盒（图19）类似，这是高丽镶嵌青瓷向本国漆器嵌螺钿工艺借鉴的实例。在仁宗（恭孝王王楷）、毅宗（庄孝王王晛）、明宗（光孝王王皓）时代（公元—年），形成青瓷烧造的第二个高峰。《高丽史》卷十八“世家”毅宗十一年（公元年）四月条记载：“……又毁民家五十余区，作太平亭……其北构养怡亭，盖以青瓦。”[57]最早见到的青瓦实物，是开城望月台旧址发现的青瓷瓦残片。年以后，在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发掘的全罗南道康津郡大口面沙堂里堂前村青瓷窑址中，出土了大量青瓷原瓦及残片。如12世纪中叶青瓷印花牡丹唐草纹瓦（图20），现藏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宽20.3厘米，工艺考究。康津郡大口面沙堂里窑址形制为龙窑，窑炉长度略短于越窑，装烧量也少于越窑。此时期流行的镶嵌青瓷工艺，是先在胎体上刻划纹饰，有阴刻、阳刻、圆雕、透雕等几种装饰技法。阴刻是以木、竹或铁刀刻划纹饰，施釉后胎体表面的刻痕能使釉色呈现浓淡变化，具有很强的立体感。阳刻是在胎体上进行雕刻，或将立体纹饰贴塑于胎体表面。再根据需要向刻槽内填入赭、白双色土酱填平刻痕，再入窑素烧。烧成后的赭土部分变成黑色，白土部分仍为白色。再在烧好的素胎上施青釉，第二次入窑烧制。成品在略带开片的透明青釉下，显现黑白双色镶嵌纹饰。此工艺出现于11世纪，早期只用来镶嵌铭文，装饰效果见杭州工地出土的高丽青瓷壶残片上的“福”字（图21）。随着青瓷技法的不断成熟，出现了铜彩、铁彩、堆花、填金等多种工艺，镶嵌技法也得到普及。产品多施满釉，有些底足刮釉。胎质较坚密，胎体呈灰色或灰白色。常见牡丹、唐草、石榴、葡萄、双鱼、蝴蝶、飞鸟、猿猴、童子、垂柳、松竹梅等纹饰。镶嵌青瓷在构图技法和画风上具有典型的高丽民族特色，已摆脱对中国诸窑口产品的模仿，成为朝鲜半岛真正意义上的本土青瓷。日本大阪市立东洋陶瓷美术馆藏12-13世纪高丽青瓷镶嵌竹鹤纹梅瓶（图22），高29.2厘米、最大腹径17.6厘米。口部折沿，细颈，丰肩，肩下渐敛，圈足。底足施满釉，有六处支钉痕。肩部绘相连的下垂云肩纹，云肩内绘荔枝纹。腹部绘竹鹤纹，鹤有六种姿态。胫足部绘一周仰莲瓣纹，最下是回纹。通体纹饰均以赭土和白土表现画面中的黑白两色。这种工艺耗力费时，把握火候的难度高，烧成难度大。为使镶嵌效果得到更好体现，釉面须具有透明的玻璃质感，因此釉层要薄。又因釉质硬度增加，导致釉的膨胀系数大于坯的膨胀系数，入窑烧制后釉面产生较大的张应力，故釉面出现开片，釉中含有大量小气泡。这种从装饰技法到绘画风格都迥异于中国的青瓷，一直流行到13世纪初。13世纪中叶以后，高丽青瓷的烧造水平开始下降，至14世纪末走向衰落，逐步被粉青砂器和白瓷所取代。

图世纪高丽青瓷如意云头粉盒韩国国家博物馆藏

图19高丽嵌螺钿黑漆盒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图世纪中叶青瓷印花牡丹唐草纹瓦韩国康津郡沙堂里窑址出土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藏

图21高丽青瓷壶残片上的“福”字

图-13世纪高丽青瓷镶嵌竹鹤纹梅瓶

本文内容分别刊发于

年《形象史学》下半年

年《殷都学刊》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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